2019年12月9日上午，四川外国语大学张旭春教授应邀在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601会议室作了题为“《秋颂》研究中的两种政治-历史批评及其问题：从传统到现在”的讲座。讲座由外国语学院何畅教授主持，学院部分教师及研究生参加讲座。

    讲座于9：00准时开始。张旭春教授首先提到，1970年代之前，《秋颂》一直被英美批评界视为济慈六大颂歌中最为成熟的作品，因为该作品是济慈著名的“消极能力”诗学论的典型体现。它所展现的是一幅由听觉、视觉以及味觉所组成的纯粹客观的、非个人化的、宁静而丰饶的秋景静物画。对此，约翰.威尔斯（John Whales）总结说道：写于1819年9月的《秋颂》被批评家门一致认为是济慈对颂歌形式探索的最高体现。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批评家都认同这个观点。在《济慈与历史方法》一文中，著名的新历史主义批评家麦克干就坚决否认《秋颂》实现了“消极能力”和“非个人化”理论。他指出，这些寻找“冷静的形式”的批评家都避而不谈该诗第三节一开始的那句：春歌在哪里？麦克干认为，这句诗句传达了一种具有明确自我意识的忧伤感。因此，《秋颂》根本就不是非个人化的，而是有其具体的倾向和意图的。麦克干对《秋颂》的出版情况、写作目的、神话/绘画过滤问题的考察彻底颠覆了原来的形式-审美论，显示出了新历史主义探索的功底和敏锐的政治-历史意识，在1980年代对济慈批评界产生重大影响。

    进入1990年代以来，随着批评风尚的转变，麦克干的观点也遭到了生态批评家贝特的反驳，从而导致出了围绕着《秋颂》的又一轮争论。贝特认为《秋颂》是一首“天气诗”（weather poem），因此他建议从气象史和农史背景来解读《秋颂》。贝特也指出，《秋颂》的文本世界是一个由各种生物构成的、彼此依存的、和谐的生态系统（eco-system）。

    虽是短短一个半小时的讲座，却为大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科研态度。张旭春教授说：“做学问要有材料的厚度，思想的深度以及生命的温度”。作为外院学子，让我们时刻谨记张旭春教授的话，将其内化为我们科研道路上前进的指路灯，相信终有一天我们会达到心中理想的学术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