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人民日报》2016年12月1日第2版）如今，实现文化强国这一目标已上升为我国的国策。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对文化观念流变中的英国文学典籍进行充分的梳理、阐释和评价，以期提供借鉴，已经成为他山之石的当然之选。

　　从中世纪后期开始，英国文学伴随着近代社会的转型而演变。几个世纪以来，英国文学既是这一社会转型进程的产物，又积极影响着这个进程。从《乌托邦》（Utopia, 1516）到《最甜美的梦》（The Sweetest Dream, 2001），从莎士比亚到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 1954—），英国文学不断对侧重物质文明的现代价值体系发出质疑，通过展望理想的共同体生活，逐渐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文化主义传统。大量的文学典籍在争论与创新中以丰富多彩的文学意象，不断地影响民族的想象，打造英国的公共文化，成为民族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者与守望者，帮助英国相对顺利地完成了社会转型。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专门探究“文化”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但是，在英国的语境中梳理文化观念发展轨迹的工作，一直不尽如人意。最令人遗憾的是，这些论著多着眼于抽象的理论概念梳理或者说观念史的演绎，而较少介入文学典籍的研究。我们认为，文学典籍的研究不可缺席，因为它能提供对文化状况细腻、丰满的把握，并且有助于充分阐释文学典籍在引领文化走向、塑造共同价值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偏重抽象的理论概念梳理，忽视文学典籍的研究，这种不合理倾向有其背景，即学界对所谓“大观念”有一种痴迷。如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 1926—2006）所说，当今世界常常会“有一种大观念（grande idée）的突然流行”，而且“一些观念往往带着强大的冲击力突现在知识图景上。顷刻之间，这些观念解决了如此众多的重大问题，似乎向人们允诺它们将解决所有的重大问题，澄清所有的模糊之处”。姑且不论这种言论是否真有道理，我们至少不难想到，所谓流行的大观念必须是恰当的，否则不可能解决问题，遑论“重大问题”；也不可能澄清模糊认识，遑论澄清所有的模糊之处。由此可知，对文化观念的研讨，必须做到恰当，而这个“恰当”离不开对文学维度的深入研究。

　　撇开上述缺憾不提，现存相关研究的时间跨度也不甚理想，要么局限于某个时代，要么拘囿于少数代表人物。即便在这种被框定的范围内，不少专论貌似举其荦荦大端，却难免标举不全，甚至有严重的破绽。例如，莱斯莉·约翰逊（Lesley Johnson）的 《文化批评家：从马修·阿诺德到雷蒙德·威廉斯》（The Cultural Critics: From Matthew Arnold to Raymond Williams, 1979）一书，虽然较多地讨论了英国历史上的一些文化批评家，但充其量只是文化理论意义上的断代史，而且在论及19世纪的文化批评家时，只是浮光掠影地涉及卡莱尔，完全忽略了金斯利。再如，哈特曼（Geoffrey H. Hartman, 1929—2016）在《文化的严重问题》（The Fateful Question of Culture, 1997）中追溯文化主义的思想源头时，虽然具体讨论了阿诺德，但是对卡莱尔和罗斯金等重要作家的分析过于简短。又如，杜林（Simon During）编纂的《文化研究读本》（The Cultural Studies Reader, 1999）收录了各路名家有关“文化研究”的作品，其中只有寥寥数语提到阿诺德和莫里斯等文学/文化思想家。

　　相对而言，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1921—1988）的《文化与社会》（Culture and Society：1780-1950,1958）和《漫长的革命》（The Long Revolution, 1961）是迄今为止最详细、最经典的关于英国文学的文化主义传统的研究。威廉斯最重要的发现是，19世纪思想史的一个重要产物是关于文化概念演变的假说。不过，他的研究有一个缺陷，即在选择研究对象时轻视乃至漏掉了许多对19世纪文化观念发展史作出重要贡献的文学家，如司各特、奥斯汀和丁尼生；就文化观念在20世纪的发展而言，其所涉作家则更加不够全面。同时，威廉斯仅侧重对文化观念的发展作宏观把握，虽然旁征博引，但是较少对具体文本作细致的研究。

　　在观念史研究方面，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1943—）的《文化观念》（The Idea of Culture, 2000）和《文化》（Culture, 2016）是两部绕不开的力作。《文化观念》在梳理了各种文化观念之后指出，无论在前现代还是后现代时期，文化都与社会生活密切相连。该书的最大优点在于指出，19世纪初，“文化观念开始从‘文明’的同义词转变成了它的反义词”，并对这一转变过程作了分析。在《文化》中，伊格尔顿进一步对上述过程作了饶有趣味的描述，并精到地指出“文明如今只关乎事实，而文化却追问价值”。伊格尔顿的观点超越了洛夫乔伊（Arthur O. Lovejoy, 1873—1962）、斯金纳（Quentin Skinner,1940—）和伯林（Isaiah Berlin, 1909—1997）等人，但是后者的贡献也都具有里程碑意义。洛夫乔伊在《存在巨链》（The Great Chain of Being：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an Idea, 1936）中指出，在西方思想传统中存在一些基本的“观念单元”（unit-ideas），即“在个体或一代人思想中起作用的、或多或少未意识到的思想习惯”，而观念最具活力的部分往往活跃在富有想象力的著作中。这一论断实际上为我们的研究——英国文学与文化观念的互动——提供了学理上的依据。在洛夫乔伊的基础上，斯金纳进一步指出，“观念单元”并非固定不变的，因此更有价值的工作是追溯概念定义在具体历史语境中不断发生的变化。伯林则认为不能把观念局限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因为伟大的观念具有其自身的生命力。所有这些研究都能为我们提供借鉴，但是都不能替代立足于文学典籍所作的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文化观念流变中的英国文学典籍研究”正是针对上述缺憾而设计的。我们所说的“文化”既发轫于“转型焦虑”，又必须提供走出焦虑的途径，如描述各种愿景，包括共同体愿景、乌托邦愿景，或者关于美好社会秩序的愿景等。而这些愿景的实现，离不开心智的培育、民族良心的锻造和民族特性的构建，以及提倡理想的工作/生活方式等。对于所有这些文化内涵的关联性、复杂性和丰富性，非文学典籍不足以充分表达。这就是我们选择从英国文学典籍入手的原因。

  注：本文作者殷企平系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外国语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文化观念流变中的英国文学典籍研究”（12&ZD172）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