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是个对文化有敬畏之心的民族，有文化的人敬畏文化，没文化的人也敬畏文化。

        我的姥爷不识字，但认识“李玉福”这三个字，那是他的名字。在世时生产队发口粮，他从花名册上要找到自己，就必须学会认识自己的名字，后来还刻了一枚手戳，这枚手戳是他一生中唯一表明他与文化搭边的标志。可这都不影响他对文化的敬畏，我小时候发回来的考试卷子一般看过就扔，我的姥爷都要搜集起来，并嘱咐我：写过字的纸不可随意丢，文字与纸都是圣人发明的神物，乱扔就是亵渎神灵。姥爷不知道仓颉与蔡伦，但他知道孔圣人，圣人在百姓的心中大于皇权。

        我的姥爷如此敬畏文化，他不是个例外。早年在中国的乡村，最被人尊重的人不是官员，而是乡绅。他们不是官员却有官威，他们是平民可地位又在平民之上。村中的大事小情他们都有话语权，村民在乡绅面前无不表现出尊敬甚至臣服。为什么？就是文化的力量。乡绅们大都见多识广，有博爱、有良知，在权贵不公的时候乡绅敢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乡绅的这些优秀品质就是文化给予他们的，因为在儒家的文化观念中文化才有力量，让人更有道德，文化才能让人修持得更完美更具有人格的魅力。

       没文化的百姓是这样，有文化、有权力的皇帝也是这样，他们一样敬畏文化。公元672年冬天，一篇由唐太宗亲自写序，由唐高宗撰记的《圣教序》准备刻石。唐太宗自己的书法就很好了，但他却不满意，让佛教弟子怀仁和尚一个个从王羲之的遗墨中找出来，集成了《圣教序》的全文。

        唐太宗对王羲之书法的酷爱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这么一位睥睨百世的伟大君主按理说是不会有“臣服”心态的，可他临终对王羲之的字还是爱不释手，便把《兰亭序》与自己一同葬进了墓里。唐太宗虽为皇帝，可他知道，万里江山可以易主，文化经典不可再造。没有对文化的敬畏，唐太宗就不会有此行为！

       皇权对文化的谦逊到了这种地步，让人感动，更生敬畏。这事儿也只有能打造盛唐的唐太宗能做，因为他的书法好，他才知道谁的书法更好。一种艺术形式是有高点的，到了高点之后，不敢再攀登者才是智者，就像唐诗之后没人再写七言、七律。宋人聪明，他们敬畏唐诗，不再跨越唐诗的艺术之巅，而是把诗歌改成了长短句，这一改，峰回路转，否则就不会有宋词的传世。

      如今有些官员，级别稍高一点儿，字稍好一点儿，就觉得自己那黑黢黢的字是墨宝了，也可以占领楼堂馆所、寺庙碑林了，只要有人奉承几句，送上润笔费就敢随意涂鸦。某些书法家协会为讨好“权贵”，就送出去一顶顶“主席”“副主席”的帽子给他们。一些官员也不管这帽子大了几号都敢往头上扣。

      古人对文化的敬畏程度用现代的话说是有点“文化至上论”了。刘勰在《文心雕龙》开篇就写道：“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意思是说文化、文章、文采太重要了，它是与“天地”一起诞生的啊。

      可当下的人们，看到一幅字画，一款文玩，第一判断都是“值多少钱”？过去被“政治的正确”打压扫荡，进而妖魔化；现在是被金钱任意驱使，日益庸俗化。两者虽不同，对文化的蔑视则是一样的。因此，现在人们干的许多事关文化的事，让旁观者看来最没文化，大约都是金钱在当家作主的缘故。

      只有对人类文化有了敬畏之心，才能实现对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那些动辄革除、动辄打倒、动辄批判的行为就是对文化的践踏。（阮直）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