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区域国别研究，不会局限于自然资源地理或政治经济军事之类“硬实力”，还会深入探究这些“高政治”议题背后的“软实力”。本期刊载的是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为此组织的一次专题对话的精彩内容。

【内容提要】围绕语言与文化差异，语言与人类存在及语言与民族身份，本文探讨分析了语言文化在区域国别学建设和理论建构中的核心性和基础性作用。进而指出，区域国别学学科化之后，要从“致用”转变为“求知”，否则将会重走东方主义的老路。语言文化角度出发的区域国别学建设，从根本上来说，是以一种看起来非政治化和区域化的方式，达到我们最终想要实现的政治化的、崇高的目标——构建中国的全球文化领导权。

【关键词】语言；文化；民族身份；区域国别学；全球文化领导权

【作者简介】周敏，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文化理论、加勒比文学、区域国别学。

非常感谢王逸舟主编的邀请，“语言文化与民族个性”是个很大的话题。应该说，无论是在传统的外国语言文学领域、世界史领域，还是在国际关系、国际政治领域等，都是一个被经常讨论的话题，这种“经常性”，在很大程度上不仅意味着这个话题的重要性，更意味着要就这个话题谈出新意，也是不容易的。不过，今天我们讨论这个话题的语境是区域国别学，作为这两年最为热门的“新兴”学科，中国的区域国别学与国际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一样，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学科的发展更是如此。以美国为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为了更好地了解外国地区，为冷战时期的美国外交政策和军事战略提供信息，美国政府开始大力资助大学的区域研究。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得到了国防部、中央情报局等政府资助以及洛克菲勒基金会等私人基金会的大量资助，美国多所大学建立了专门研究拉丁美洲、亚洲、非洲、中东和东欧的中心和研究所，包括中国不少学者都访问过的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始建于1955年）。这些研究的目标是培养能够通过提供对这些地区政治、文化和经济的见解来为美国海外战略利益做出贡献的专家。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就囊括了一批包括费正清、傅高义、孔飞力等在内的汉学家。对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今日中国来说，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意义是无须赘述的。从学科建设过程来说，区域国别学十年前以“国别和区域研究”位列外国语言文学学科。2013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一级学科简介》中，首次将“国别与区域研究”纳入外语学科，与外国语言研究、外国文学研究、翻译研究、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共同构成外语学科的5个领域。2022年9月，“区域国别学”在《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中被列为交叉学科门类中的一级学科，明确其“可授经济学、法学、文学、历史学学位”。“外国语言文学”隶属“文学学位”，自然也属于区域国别学的范畴。而在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下的国别与区域研究领域，其二级学科方向并未单独列出，目前普遍的做法与“外国文学”下的学科分化一样，按照特定的区域展开，比如“英国文学”“英国区域研究”等。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对国别与区域研究的界定是：“借助历史学、哲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探讨语言对象国家和区域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和中外关系，注重全球与区域发展进程的理论和实践，提倡与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国际法等相关学科的交叉渗透”。根据2022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所发布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试行版）》所述：“区域国别学的任务，是打通原来分属于各独立学科的知识领域，系统探究区域、国别的历史与现状，揭示其规律和走向，形成交叉与统合的知识体系，为我国深刻了解世界提供学术指引。”显然，学科化的区域国别已经不是简单的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下作为研究领域的“国别和区域研究”。作为一级学科的区域国别学的学科要义乃在于打通和交叉，打通是手段，交叉是目的，统合是效果。打通也好，交叉也好，统合也好，都离不开语言和文化这个最为关键的因素。毕竟，语言文化与民族个性是我们了解世界的起点，与各地的历史和现状都紧密相关，甚至可以说是渗透在一国一区域之DNA里的核心要素，因此是与区域国别学相关的各个学科都有密切关系的一个点，从语言文化与民族个性的视角切入区域国别学学科思考，对于区域国别学的基础理论建构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语言文化的相关理论应该作为区域国别学的核心理论来源之一。

对于以学科交叉为核心的区域国别学来说，语言文化的重要性应该得到充分认识。首先，语言文化是通往区域社会背景和价值观的最佳通道。没有语言文化的支撑，就不可能深入地理解该地区的政治经济背景、社会习俗和价值理念，不可能构建对该地区的全面认识。只有掌握该地区的语言和文化，研究者才能与当地人展开有效沟通，获取第一手资料，开展深入研究，才能验证信息真实性及理解地方特有的表达方式。一手资料的阅读必然能够加深对该区域的历史理解，帮助研究者更准确地理解历史事件和社会变迁，毕竟，大部分历史文献、文学作品、法律文件等都是用当地语言编写的。其次，了解一个地区的语言文化可以帮助研究者更精确地解释数据、情境和行为，避免误解和偏见，提高研究质量和精准度。而且，只有掌握了该区域的语言文化，才能对与之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语言文化进行比较，洞察跨文化交流和相互影响的模式，加深对全球化过程中的文化融合和文化差异的理解。因此，在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中，语言文化不仅是学科研究的对象之一，也是该学科建设的重要工具和前提条件。任何一个区域也好，国家也好，离开对它们的语言文化的所有研究，无论是政治研究、历史研究、经济研究，还是文学研究等，都必定是浅薄和牵强的。这是因为，语言不仅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更是文化的载体和基础。文化是民族个性的来源，也是民族个性的重要表达，民族个性在很大程度上又通过语言文化得到强化。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语言文化问题是区域国别研究的出发点，语言文化理论是区域国别学的基础理论。

一、语言与文化差异

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看似老生常谈，实则错综复杂、常常在人们习焉不察中影响着彼此，塑造着对方。这是因为，语言不仅仅是一种交流手段，更反映了特定文化的价值观、信仰和习俗，体现了一个社会的集体经验、历史和世界观。根据《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定义，语言是“人类作为某个社会群体的成员及其文化参与者用以交际的约定俗成的说话和书写系统。语言的功能包括沟通、表达自我身份、娱乐、表达想象和释放情感”。特定的语言往往蕴含着特定的文化概念和观点。一种语言的词汇、语法甚至结构往往包含着文化规范和概念。例如，有些文化中一个概念可以由多个词语来表达，这也反映了此概念在该社会中的重要性。我们非常熟悉的例子就是爱斯基摩人（今称因纽特人）的“雪”这个词汇。1911年，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在其著作《美洲印第安语手册》（Handbook of American Indian Languages）的序言中首次指出，爱斯基摩人（今称因纽特人）用来描述雪的词语远比英语中的单一词语“snow”丰富，比如“aput”表示地面上的雪，“qana”表示飘落的雪，“piqsirpoq”表示堆积的雪，以及“qimuqsuq”指雪堆，等等。“爱斯基摩人有着数以百计有关雪的词语”这个说法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对于爱斯基摩人来说，他们看雪的时候跟其他文化的人的感受不同。下雪时，一般人看见的只是雪，而爱斯基摩人就能够以大量及不同的词语去形容下雪的详细情形。爱斯基摩人虽然可以在若干选择中挑出形容雪的词语，但他们却不会将所有七个（或多个）词语通通归类成“雪”，因为对他们来说，每一个描写雪的词语都代表着一个独立的意思，爱斯基摩人使用大量丰富且具体的词语来描述雪，显然与其他文化中的描述方式不同。不仅仅是爱斯基摩语用丰富多彩的词汇来描述他们寒冷的环境，在许多方言里面，与海冰相关的词汇甚至更加丰富。人类学家伊戈尔·克鲁普尼克（Igor Krupnik）发现，在阿拉斯加威尔士的因努皮克方言中有大约70个与海冰相关的词语，比如“utuqaq”表示年复一年的冰；“siguliaksraq”表示的是海水开始结冰时形成的晶体拼凑层；“auniq”的意思是像瑞士奶酪一样充满孔洞的冰。生活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北端和俄罗斯的萨米人也至少使用着180个与雪和冰有关的词语。从这些例子可见，语言与使用者的生活世界的紧密联系，同时，这种语言的丰富性也不足为奇，因为语言的发展，正是为了适应语言使用者生活中那些最为重要的想法和需求。“这些人需要知道是否适合在冰上面行走，或者是否会沉入其中”，北得克萨斯大学的语言学家威廉·德雷伊斯（William Dreiss）说，“这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语言，或者更“索绪尔”一点地说，语言的能指，就是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

从区域国别的实用性角度视之，纯粹的对于“雪”或“冰”的词语的研究或许属于语言学家的自娱自乐，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则是，正如王逸舟教授为本次专题所设计的讨论问题，语言文化背后蕴含着深刻的民族和文化差异，是一个区域的价值观、信仰、实践和历史经验的一面镜子。文化的差异在各种语言中都有着丰富的体现。以时间为例，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说英语的人经常使用与金钱相关的词语来谈论时间（“save time”表示节省时间、“spend time”表示花费时间），这反映了英语文化对效率和生产力的重视。不同的语言结构也可以揭示不同的文化如何看待社会关系和等级制度。我们知道，日语有着复杂的敬语系统，表明说话者和听者的相对社会地位。这些语言特征反映了这些文化中社会等级、尊重和形式的重要性。语言还可以反映某一社会对性别的文化态度。例如，西班牙语、法语和德语等性别语言都有阳性和阴性名词，这可以强化传统的性别角色。相比之下，一些语言，例如，芬兰语和匈牙利语，不使用性别代词，这可能反映了更加平等的性别观点。语言还可以表达说话者与环境的关系。来自与自然世界密切联系的文化的语言通常拥有与动植物和景观特征相关的丰富词汇，凸显了自然对于这些文化的重要价值。根据不同语言中那些独特的词汇和表达方式，我们也可以看出，什么样的情感、价值观或经历是为这个文化所看重的。例如，丹麦语中的Hygge，这个词表达的是一种舒适、欢乐的满足感或幸福感，它的意思是营造温馨的氛围，与优秀的人一起享受生活中的美好事物。我们可以说，烛光的温暖光芒很Hygge；和心爱的人一起看电影——这也很hygge；与朋友和家人围坐在一起，讨论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可以很hygge。这是在丹麦文化中受到高度重视的一种生活。也许hygge可以解释为什么丹麦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之一。同样地，日语特有的“wabi-sabi”（侘寂）概念，wabi-sabi取自日语单词“wabi”（“少即是多”）和“sabi”（专注的忧郁），指的是对尘世事物短暂性的认识，以及对带有这种无常标记的事物的相应快乐，其所代表的是一种以接受短暂和不完美为中心的世界观。侘寂源自15世纪日本茶道的美学哲学，是一种在不完美、无常和不完整的事物中寻找美的美学。总之，文化的差异在其语言和词汇中有非常直观的体现，往往能体现出说话者的集体身份、价值观和世界观。因此，要想做好区域国别研究，坚实的语言基础一定是必不可少的。区域国别研究者应该对自己的目的区域和国家的语言非常熟悉，才能辨析各种地域文化的细微差异，很多时候，正是这些细微的差异，决定了我们的重要决策和观察的可信程度。

二、语言与人类存在

语言除了是文化差异的表达符号，同时也是人类互相交流的工具。符号表达也好，交流工具也好，其所反映的都是一种语言的工具论的思想。潘文国曾收集了中外68种关于语言的定义，其中，列宁关于“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手段”这一科学论断传播最广，影响最大。“‘交际工具说’最早是18世纪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卢梭提出来的……后来列宁加上了‘最重要的’这个修饰语，再经过斯大林的阐发，便成了社会主义诸国对语言性质的经典定义，反过来又为西方国家所采用。”语言当然是工具，其实这一观点古而有之，可以追溯至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伽达默尔就指出，《克拉底鲁篇》就体现了柏拉图的语言工具论思想：“语言是工具，是对来自原型、事物本身这一类东西的描摹、制作和判断。”江怡也认为，把语言理解为表达思想的工具，是亚里士多德逻辑为我们提供的起点，他的逻辑著作被命名为《工具论》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与工具论的语言观相比，语言更是人类存在的本质，虽然这一点并未被广泛认识。在海德格尔看来，语言乃是存在的家。语言是存在者的“家”，因为它提供了存在者展现自身和被理解的空间。我们在世界的存在体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语言。这是因为，世界正是通过语言才被揭示出来，而存在者也是通过语言来揭示自身的存在。语言是存在论的观点强调了语言的本体性作用，反映了我们在世间存在的方式，在语言中，我们才存在，语言和世界是密不可分的。语言不单是词汇和句子，还与我们对自己、他人和周围世界的理解紧密相连。与海德格尔相比，伽达默尔的语言观似乎没有流传得那么广，实际上，他对语言的本体性讲得非常明晰：

语言并不是意识借以同世界打交道的一种工具，它并不是与符号和工具——这两者无疑也是人所特有的——并列的第三种器械。语言根本不是一种器械或一种工具。因为工具的本性就在于我们能掌握对它的使用，这就是说，当我们要用它时可以把它拿出来，一旦完成，它的使命又可以把它放在一边。但这和我们使用语言的词汇大不一样，虽说我们也是把已到了嘴边的词讲出来，一旦用过之后又把它放回到由我们支配的储备之中。这种类比是错误的，因为我们永远不可能发现自己是与世界相对的意识，并在一种仿佛是没有语言的状况中拿起理解的工具。毋宁说，在所有关于自我的知识和关于外界的知识中我们总是早已被我们自己的语言包围。我们用学习讲话的方式长大成人，认识人类并最终认识我们自己。

显而易见，在伽达默尔看来，语言不是工具，相反，语言先于自我和对世界的认识与表达。世界是人的世界，但是人的这个世界只有在语言中才能得到述说。“世界本身是在语言中得到表现的”,“谁拥有语言，谁就‘拥有’世界”。所以，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说：“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当语言的界限成为世界的界限，就意味着语言与存在的某种重合。关于语言作为人的存在的讨论虽然抽象，对于我们深刻理解语言与个体存在和民族身份之间的关系，却是非常关键的。

如果说前文的讨论比较抽象的话，我们可以看看社会语言学家的研究。在社会语言学界，关于语言与存在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微观和宏观，国外和国内的研究都有很多。比如美国语言学家威廉·拉博夫（William Labov）在《纽约市英语的社会分层》（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of English in New York City，1966）中，通过运用统计学的控制变量方法，根据某些单词特殊的发音方式，研究其所反映的说话者的社会阶层。例如，他的研究发现，在纽约，年龄越小的人说的[r]音越多，并且说[r]音最多的是中产偏下阶层（lower middle class）的人，而不是上层社会（upper class）和中产偏上阶层（upper middle class）的人。对于其中的原因，他认为是对语言过于纠正（hypercorrection）造成的。在他看来，[r]音是上层社会的语言标志，中产偏下阶层的人非常急切地想要达到上层社会的语言标准，于是就在自身英语中刻意添加[r]音，因此导致不是[r]音的词语也带上了[r]音。拉博夫的研究深刻地影响了一批语言学研究者，引发了语言变体使用者的语言态度与身份认同之间关系的研究热潮。这个例子说明，不单单是词语，甚至是发音方式都与个体的身份或阶层有关。

三、语言与民族身份

如果语言仅仅是工具，其与民族精神、民族文化之间的联系就是偶然的、暂时的，否定语言同一个民族之间的内在联系，也就无法证明语言形式和民族个性之间的联系。在中国，否定语言与民族精神和文化之间不可选择的亲缘关系的典型表现就是“五四前后直到三十年代一直流行的‘汉字不灭，中国必亡!’那句口号，表面上把语言文字问题提到了中国文化生死存亡的高度，实际上只不过预设了一个前提性的暗示：汉字是汉字，中国是中国，中国可以抛开汉字汉语继续存在，甚至将得到更大的发展”。鲁迅先生当时提出的所谓“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看法，已经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这是因为，一个民族的风土人情都在它的语言里。语言与一个民族的精神和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二者的同一度超过人们的任何想象。”

笔者小时候学过一篇课文《最后一课》，印象非常深刻。这篇课文取材于19世纪法国作家阿尔封斯·都德（Alphonse Daudet）发表于1873年的一部短篇小说。故事发生在阿尔萨斯的一个村庄里。那时，法兰西第二帝国在普法战争中失利，阿尔萨斯和洛林被划归德意志帝国。德意志帝国在这个地区推行德语教育，学校里禁止讲授法语。周日的早上，迟到的小主人公发现很多村民都来到了教室，老师韩麦尔先生也比平时穿得正式。原来这将是他们的最后一堂法语课，韩麦尔深情地告诉孩子们，一定要永远记住自己的语言，因为亡了国当了奴隶的人民，只要牢牢记住自己的语言，就掌握了打开监狱大门的钥匙。这部小说于1912年被胡适翻译成中文。小说传入中国之时，正是中国刚刚推翻帝制，五四运动前夕，《最后一课》激发了国人的爱国情感。后来在抗日战争中，日本侵略者在中国部分地区只允许当地人学日语，与小说中的情景类似，这篇小说更是引起了国人的共鸣。1920年，《最后一课》被收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学语文教科书《白话文苑》，自此长期被收入中国中学语文教科书。2016年秋季，《最后一课》被收入人教社出版的初中语文教科书（也称“部编本”教材）。2017年秋季起，修订后的部编本教科书（简称“统编本”）将《最后一课》移出了教材。

《最后一课》的故事以及其在中国的传播，充分反映了语言与民族认同之间的复杂关系。这部彰显了爱国主义情怀的小说之所以被移出中国的教材，背后有着复杂的地缘政治背景。与小说所传达的法语是阿尔萨斯的语言有所不同的是，阿尔萨斯的语言和民族认同其实是错位的。历史上阿尔萨斯与德意志部分地区关系密切，后来经过了启蒙运动和大革命的洗礼，阿尔萨斯人受到社会契约与自由平等价值观契定的现代国家认同观念影响，倾向于认为自己是法兰西的一部分。1870年，拿破仑三世发起普法战争，结果普鲁士大获全胜。1871年，德意志帝国成立，签订《法兰克福条约》，获得了阿尔萨斯和洛林。之后，无论是战败的法兰西还是战胜的德意志帝国都将语言作为凝聚爱国主义的重要手段。德意志帝国要求当地学校使用德语教学，而当地人坚持说法语和阿尔萨斯语，成为抵制德意志化的抗争手段，正如《最后一课》所表达的那样。阿尔萨斯这段复杂的历史恰恰反映了语言在身份认同和表达中的决定性作用。也充分说明了在区域国别研究中，语言不仅是研究工具，还反映了丰富的当地历史文化政治语境，其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如果说阿尔萨斯地区的语言之争是表现为法语和德语之争的话，那么，当代的加拿大魁北克省，则因为语言而产生的身份认同问题直接影响到了加拿大的基本国策（多元文化主义）。在魁北克省，超过70%的人口是最初讲法语的移民的后代，他们的法语受到了同化的威胁。2011年，反对党魁北克人党（Parti Qurbrcois）的一名委员宣称：“多元文化主义不符合魁北克的价值观”（Multiculturalism is not a Quebec value）。时任加拿大总理贾斯廷·特鲁多（Justin Trudeau）也承认：“在许多魁北克人的眼中，多元文化主义一词是讲英语的加拿大人强加于他们的”。基于此，魁北克省提出并实行间性文化主义以替代多元文化主义。与联邦多元文化主义下的“文化马赛克”不同，考虑到魁北克的历史，间性文化主义敦促移民群体把法语作为公共领域的共同语言，开放少数民族的文化空间，以便他们能够更积极地参与主流文化。

毋庸置疑，身份认同是“动态的”，形塑于历史基础之上，而又与现实紧密相连，如同前文所论述的那样。历史和现实的复杂性直接影响到个人、集体和民族的认同，在影响这些认同的因素中，无论是历史的、现实的，还是政治的、文化的，其中一个最难以被忽视的因素就是语言。

四、语言文化作为区域国别学的根基

通过对语言与文化差异、语言与人类存在以及语言与民族身份的简单探讨可见，对于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来说，语言文化相关的研究绝不可偏废。语言与民族身份之间的关系中一个更大的启示是，区域国别研究应该将全球视角视为学科建设和理论构建的出发点，因为只有全球视域中的区域国别研究成果才具有普遍意义，而具有普遍意义的成果才能为国家提供更好的战略建议。我们必须认识到，区域研究不应该只是区域研究，因为当今的区域都是在全球化程度加深和相互联系的世界中存在的。区域国别学，必须通过超越区域国别的研究自觉才能实现区域国别学的健康发展。因此，区域国别学领域的相关研究应该具有跨区域、跨文化和跨国界的比较自觉，唯有如此，才能反映不断变化的全球关系，为全球事务的复杂性提供见解，为外交、经济和文化理解做出贡献。此外，在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的世界中进行区域研究，必须借鉴来自不同领域的方法和理论，包括全球化、后殖民和批判理论等方法。此外，区域国别学的建设应该秉承全球对话主义理念，充分借鉴域外经验，不仅在国内大学开展教学和研究，也要能把教室和课堂搬到对象区域和国家，在对当地语言、文化、经济、历史等的充分体验上，获得第一手资料，在学习他者的过程中以润物无声的方式把中国的文化、政治、经济理念带到对象国，在培养我们自己的“外国通”的区域专家的同时，培养知华友华的“中国通”。毋庸置疑，这些研究都离不开坚实的语言文化基础。

坚实的区域国别研究，如果没有对象国语言的支撑，而多依靠英语翻译，甚至连坚实的英语底子都没有，只是根据翻译的信息，依赖作为旁观者的逻辑判断得出对于对象国的判断，其后果说轻了是隔靴搔痒，无法反映重要文化差异的语言的精微含义，说重了则是会误国误民的。1956年，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在莫斯科的波兰大使馆发表演讲时说了一句话，原文是“Мы вас похороним!”。这句话可以直译为“我们将埋葬你们”。然而，赫鲁晓夫的意图并非字面上的威胁，而是表达了一种信念，即共产主义最终会取代资本主义。这句话被翻译成英语后，在西方国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恐慌，因为它被解读为苏联对西方的直接威胁。实际上，赫鲁晓夫可能是在表达一种意识形态上的胜利，而不是字面意义上的军事威胁。但这种强硬的翻译无疑加剧了东西方之间的紧张关系。另外一个著名的例子与1963年6月美国总统约翰·费茨杰拉德·肯尼迪在西柏林的演讲有关。为了表达对西柏林人民的支持，肯尼迪说“Ich bin ein Berliner”（我是柏林人）。尽管大多数德国人能够理解他的意图，但也有一种观点认为，由于“Berliner”在某些德语方言中有“甜甜圈”的意思，会被误译为“我是个甜圈圈”。不过，这种说法并未如赫鲁晓夫的“我们将埋葬你们”那样引起更大的误解，因为在肯尼迪演讲的语境中，他是引用了两千年前“我是罗马公民”（civis Romanus sum）的表达，以此说明作为一个可以代表自由世界的柏林人的自豪感。可以想见，如果没有精深的语言基础，是难以体会并参与对这些“争议”的讨论的。这些重大的外事例子都说明，研究和理解不同区域所使用语言的细微差别，将能够有力深化和精细化我们的区域国别研究。众所周知，1958年美国的《国防教育法》（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NDEA）和外语与地区研究奖学金（Foreign Language and Regional Studies Scholarship，FLAS）都为语言和地区研究教育提供了大量资金，认为这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NDEA也促使美国大学建立了很多语言和地区研究中心。现在，美国区域研究倾向于将语言培训与特定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跨学科研究相结合，以便避免其发展过程中所遭受的批评，即美国的区域研究是为其地缘政治服务的，就像人们对东方主义的批评一样。

从语言文化角度出发的这些思考使我们认识到，区域国别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要想产出不与各相关学科交叉就无法获得的知识，就必须从作为区域国别研究之基础的语言文化出发。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化意味着区域国别研究不仅要成为大国之学，承担起服务国家之“用”的服务功能，还要成为大学之学，承担起构建知识生产和培养传播体系的“知”的学科建设重任。区域国别学能否健康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知”与“用”的结合，取决于如何以“用”促“知”，以“知”立“学”，“学”以致“用”，如何构建“知”“用”“学”的良性循环。而要真正实现这一点，相关学科就必须走出自己的学科舒适区，要放下自我，移情区域和国别的实践场域，动态调整自己的研究范式。此外，对于区域国别学来说，所需要的不仅仅是针对目标区域、目标国的研究，还需要将我们的相关区域国别知识与域外同区域国别研究成果之间进行对话和交流，这其实对区域国别学提出了更高的语言要求。无论如何，作为建设之初的区域国别学，一定不能偏废语言文化训练。当然，语言文化训练的材料，则可与传统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不同，可以更多采用与区域国别相关的历史、政治、经济等学科的语言材料来进行训练。从语言文化角度出发的区域国别学建设，其所秉承的，是以一种看起来非政治化的方式，达到我们最终想要实现的政治化的、崇高的目标，也就是以“去政治化”的方式，以文化的方式实现真正的政治化——构建中国的文化领导权——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