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面对严峻的财经困难，经过艰苦斗争成功地遏制了困扰人民已久的恶性通货膨胀，迈出了经济恢复的坚实脚步。这一重大举措和成就，堪称新中国经济史的奇迹，在党史国史上涂抹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胜利中的财经困难

　　1949年春季以来，解放战争节节胜利，而财政经济却面临极大困难：上万公里的铁路、几千座桥梁和隧道遭到严重破坏，没有一条铁路可以全线通车；国民党败走台湾，带走大量的金银外币；财政入不敷出，经济建设资金匮乏；全国有近200万失业人员；大城市粮食、原料及燃料极为匮乏。上海解放时，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危城”。煤只能维持一周的生产，粮食只够半个月的消费。由于美蒋反动势力封锁海面，粮食进口几乎断绝。其他大城市也面临类似问题。

　　财政经济困难最突出、最集中的表征是恶性通货膨胀。

　　自全面抗战开始后12年间，特别是国民党政府统治后期，法币、金圆券等发行犹如雪花，旋即巨幅贬值，形同废纸。此间通货发行增加144亿倍，物价上涨8500多亿倍。长期的通货膨胀，给人民的生活造成巨大冲击。1937年100元法币能买一头牛，到1949年只能买几粒米。人们购物不得不携带成捆的纸币，就连以前薪酬优厚的大学教授都度日艰难。

　　实现从乡村到城市工作的转变是中共中央的战略目标，能否稳住城市是关键的一步，而最急迫的是遏制严重的通货膨胀。面对严重的财经困局和种种怀疑，毛泽东自信地回答：打天下也并不容易，治天下也不是难得没有办法。中共中央保持清醒的头脑，满怀信心地迎接治国安邦的新挑战，打出了一套漂亮的组合拳，开创了“物价稳、天下安”的新局面。

　　聚天下英才，筹组中财委

　　为了适应解放战争迅速推进的需要，依据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决定，中共中央于1949年5月31日发出指示，决定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下，组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作为党中央领导财经工作的参谋部和直接指挥作战的指挥部，统一领导各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工作。

　　在组建中财委过程中，党中央和毛泽东重要的一着是将陈云从东北调回，筹组中财委并担任主任。1942年，陈云主持陕甘宁晋绥五省财经办事处，业绩出色。解放战争时期主持东北财经委员会工作，较早地稳定了东北经济。毛泽东曾高度评价其治理经济的才干，称之曰：能！

　　7月，中财委组建完成。中财委成立之初，面临的是要管理一个有几亿人口大国的局面，人手紧缺，工作千头万绪。按照陈云提出的“把财经机关建成有思想、有战略眼光的司令部”的要求，中财委注重政治和大局，广揽人才，并团结他们工作。

　　在50名中财委委员中，20名是民主党派人士，占总数的2 /5，体现广泛的包容性；既有声誉卓著、担任中财委副主任的党外经济学家马寅初，享誉海内外、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的黄炎培等，也有不少工商业界巨贾如盛丕华、胡厥文、陈叔通、胡子昂、周叔弢、宋棐卿等。在中财委各部门中，也是人才济济，原国民党的孙越崎、钱昌照，民主建国会的孙晓村，担任中财委计划局副局长。孙越崎曾任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委员长，拒绝执行蒋介石将企业拆迁到台湾的命令，将委员会辖下的千家工厂和近3万人员完整地保护起来并移交到共产党手中。此外，中财委还以顾问和特约研究员的名义，吸纳一批党外的专家教授如章乃器、千家驹、沈志远、季陶达等参与工作。陈云亲自向周恩来写信推荐，将以研究公债见长的千家驹延揽至麾下。他随陈云赴上海调研，为遏制通胀献策良多。

　　中财委建立工作机制和办公会制度，协调中央和地方，展现了卓越的领导力和组织力；中财委内，党内党外人士共同协商，齐心协力。这些都为遏制肆虐已久的恶性通胀做了前期准备。

　　“银元之战”和“米棉之战”

　　货币和物资供应是影响物价的两个最重要因素。在中共中央领导下，打“银元之战”和“米棉之战”，通过政治和经济两手，重创投机资本，初步遏制了物价涨风。

　　1948年底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发行人民币。人民币能否迅速占领市场，是遏制通货膨胀的重要前提。在国民党统治后期，法币、金圆券相继破产，人民币南下过程中遭遇到黄金、外币特别是银元的顽强抵抗。

　　此时的上海是全国金融中心，是金融投机的渊薮，工商业缺乏正常的经营环境。1949年5月底上海解放后，投机资本家以黄金、外币、银元作为投机标的物，操纵物价巨幅涨落。他们宣称：解放军进入上海，但人民币进不了上海，并公开拒用人民币，人民币流通受阻。1949年6月3日、10日，上海市军管会发布命令，取缔黑市，禁止一切外币、金银流通。经过周密准备，于6月10日一举查封金融投机的总枢纽证券大楼，逮捕了200多名投机奸商。“银元之战”震动了上海，为人民币全面占领市场扫除了障碍。这是遏制通货膨胀的第一步。

　　投机势力并不甘心失败，他们把投机标的物转向了粮食、纱布和煤炭（即“两白一黑”）等大城市急需的重要物资。1949年4月、7月、11月和1950年2月，投机资本先后掀起了4次比较大的物价涨风。为了刹住涨风，1949年7月底到8月中旬，陈云受中央委托在上海召开了5个大区的财经会议，制定了遏制通胀、稳定经济的对策。在中财委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下，几大国营公司收储物资，从东北调运大批粮食入关，待投机资本吃足物资后，于11月25日到12月初在全国各主要大城市集中同时抛售，同时一律停止贷款，收回存款。辅之以开办折实储蓄，吸收游资。一方面是全国范围内持续的物资抛售，以国营企业入场引导锚定物价涨幅；另一方面多手段抽紧银根。经过多日的较量，投机资本高息揽储吞进的货物不得不悉数割肉吐出。经此一役，投机家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从此一蹶不振。有评价说：6月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此次则用经济力量就能稳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不到的。

　　釜底抽薪，统一财经

　　经过前两次“战役”，国家基本掌握了市场上的主动权。中共中央及其中财委分析，要使物价真正稳定下来，必须釜底抽薪，统一全国财政经济体制，以平衡财政收支，消除通货膨胀隐患。此乃治本之策。

　　1950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命令，决定统一财经体制。命令要求，全国所有收入支出、全国物资、全国现金都由中央政府统一管理。中央一声令下，全国上下令行禁止，高效执行。经过短短3个月的艰苦努力，全国实现了财政经济体制的集中统一管理和财政收支的平衡，物价也基本稳定下来。统一财经，毛泽东称赞它不亚于“淮海战役”。